民生宏觀：要走出當前經濟困境需要守住底線等十策
新浪財經訊 10月28日消息，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來看，中國當前面臨的經濟環境都是極其復雜和富於挑戰的。如何應對這些復雜形勢和挑戰，機構分析認為，中國經濟當前要走出當前經濟困境的需要如下“治安十策”。
以下為民生宏觀分析走出當前經濟困境的“治安十策”全部內容：
【引言】
《詩經》有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來看，中國當前面臨的經濟環境都是極其復雜和富於挑戰的。
《周易》有雲：“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中國當前面臨的轉型機遇都是極其珍貴和稍縱即逝的。
《大學》有雲：“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是故，民族復興，舊邦新命也。
【核心觀點】
危機，危境中蘊含轉機。今日中國經濟脫胎於計劃經濟，三十餘年，重回世界第二，“序八州而朝同列”，“幾合諸侯，數匡天下”。寰球諸國，亦受益於中國發展，全球化得以在廣度和深度拓展。亞非拉一些國傢尤甚，“微中國，吾其披發左衽矣”。誠斯言也，奇跡也。
自2008年金融危機始，七年輪回，七年之癢，危境已當轉勢。然經濟下行之勢未轉，產能過剩之勢未消，收入差距之勢未減……是短暫的黑暗還是長期困境的開始？有下滑論者，有崩潰論者，有刺激論者，有硬著陸論者，有創新創業論者……不一而足，莫衷一是。此番爭論，頗似西漢武帝時期賢良文學與朝中大臣之間關於當時經濟政策的大辯論，有桓寬所著《鹽鐵論》煌煌大著可察。
且，相較於1980年代，鄧小平、裡根、撒切爾夫人這些政治傢而言，今日的世界諸國政治傢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已大為不同，推動改革的方式也大為不同。寰球同此涼熱，風景這邊如何才好？
瑯琊閣上錦囊妙計安天下，中南海裡保持定力新常態。問題與主義，似無須爭論。循吏或謀臣，關鍵要解決當下問題。那麼，問題是什麼？
一曰供給不足。我們面臨的不單是大蕭條時期的需求不足、供給過剩，因為我們看到服務業、高端制造業、中西部和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供給依然嚴重不足，很多人為瞭購買一份心儀的保險甚至一個衛生的馬桶蓋而遠赴海外，很多號稱一流的城市卻每每在暴雨之後成為水城。這種短缺不可能單純依靠凱恩斯主義從需求端去解決。
二曰需求不足。但是，我們面臨的也不單是大滯脹時期的供給不足、需求過熱，因為我們看到傳統工業的產能過剩依然嚴重，PPI已經連續43個月負增長，煤炭鋼鐵水泥等企業苦不堪言，產能過剩的實質仍然是產需不匹配。這種過剩也不可能單純依靠裡根經濟學主義從供給端去解決。
我們需要摒棄“左”和“右”的偏見，從歷史中吸取管仲、桑弘羊、王安石、張居正等先賢之政治智慧，亦須吸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和供給主義等西方學者之理論精華，平衡需求側擴張與供給側改革之間的關系，一手擴張不足之需求，一手改善不足之供給，以中國式新供給主義的理念，走出一條新路。
從大滯脹到大緩和，從大緩和到大調整，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瑯琊閣上可還有錦囊？美國經濟學傢克魯格曼說過，經濟學傢唯一的樣本就是歷史。在現實中發現問題，到歷史中尋找答案。基於此，我們提出走出當前經濟困境的“治安十策”。
【一策】激勵官員，重建激勵相容機制，推進國傢治理現代化。
反腐打破瞭政府運行中原有的激勵相容機制，導致官員消極怠工。反腐並沒有錯，問題出在配套改革的滯後。就像一場比賽淘汰瞭不會飛的鳥，但卻沒有把鳥放出籠子，結果是鳥依然不會飛。下一步應該通過配套改革，把飛鳥的潛力真正釋放出來。(1)建立以績效為導向的公職人員管理體系，包括公務員、國企和事業單位人員。高薪不一定養廉，低薪也不一定養懶，關鍵在於讓薪酬和編制浮動起來，打破鐵飯碗，怠政者能下，勤政者才能上。新加坡的“Meritocracy”(任人唯賢)制度提供瞭有益的經驗。(2)改革央地財政關系，激發地方政府積極性。分稅制改革形成的財稅體系問題逐步凸顯：財權事權不匹配、負向激勵、財政資金投放不暢。未來一是要適度擴大地方政府對現有財政資金的支配權。擴大向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提高一般轉移支付比例。二是要適度提高地方財政收入比例。一新增地方稅種，比如房地產稅；適當擴大共享稅中地方財政分享比例。
【二策】放松管制，大幅降低服務業門檻，以市場力量突破供給瓶頸。
服務業是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穩定器。一方面穩定經濟，另一方面穩定就業。國傢統計局根據近兩年數據測算得出，第三產業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創造約100萬個就業崗位，比工業多50萬左右。服務業的發展瓶頸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足，下一步必須通過供給端的開放來解決：(1)金融業開放。資本市場對外國投資者進一步開放；放松外資對金融業的控股比例；放松銀行業的牌照管制；允許混業經營；(2)教育市場化。公立學校教職工未能獲得市場化的收入，缺乏有效激勵機制。下一步應該擴大學校的自治權和社會資本的辦學權；采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促進私立和公立學校的合作；發展民營教育集團。(3)醫療民營化。地方政府可以甩掉財政包袱，社會資本可以獲得新的投資渠道，通過產業鏈實現盈利；醫院人員可以獲得市場化收入，一舉多得。
【三策】擴張財政，提高赤字發債減稅，從需求端解決產需不匹配。
名義上“積極的財政政策”實際上一點都不“積極”，其根源在於財政收入下滑，而預算財政赤字率又不開口子。2015年的財政赤字目標雖然提高到2.3%，但仍遠低於國際警戒水平3%，也明顯低於我們在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繼續擴大財政赤字。(1)擴大政府發債規模。從中央政府角度說，可以增發專項國債和特別國債，專項金融債作為一種特別的特別國債，可以繼續擴容。從地方政府角度說，可以把正門開大一點，提高地方債發行額度，並做好配套制度改革。(2)大規模減稅。“裡根經濟學”應對滯脹的核心就是大規模減稅。一是下調個人所得稅率，中國最高稅率45%，高於大部分國傢。二是提高直接稅比重，減少重復征稅。三是個人所得稅指數化。四是加速固定資產折舊。五是分類稅制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轉變。
【四策】壓縮過剩，加快企業重組並購，從供給端解決產需不匹配。
經濟危機的實質是“過剩”，不解決產能過剩，就不可能走出危機。很多決策者對去產能聞之色變，認為去產能就是“破”，意味著砸機器、倒牛奶，社會動蕩，但事實上，去產能也是“立”，通過並購重組，可以有效緩解去產能的陣痛，同時重塑企業活力。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困境，政府可以從以下幾點尋求新突破：(1)推動大巨頭整合重組，可以從央企整合開始。從美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一定伴隨著行業寡頭的整合和超級巨頭的誕生，要麼大並大，要麼大吞小。(2)降低並購重組的制度交易成本。簡化相關法律流程與環節，降低並購重組的時間成本。監管機構放權，減少行政審批。(3)發揮金融體系尤其是資本市場的的融資、定價和監管職能。(4)實施過渡期保護，為並購重組贏得時間。在企業並購到形成新的贏利點之前，可以由政府實行一定的產業保護。
【五策】穩定房市，組織中國版住房銀行，盤活存量惠民生去庫存。
房地產既不應該被神聖化，也不應該被妖魔化。短期來看，房地產不穩，則中國經濟不穩。中長期來看，中國目前城鎮化率隻有55%，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滿足基本的住房需求。對政府來說，房地產既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民生問題，必須想辦法對合理的住房需求進行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貸融資支持。(1)盡快成立中國版的住房銀行。通過購買商業銀行的房地產抵押貸款，盤活信貸資產存量，改善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提高其放貸意願。(2)改變保障房供應模式，購買存量，加快商品房庫存消化。(3)矯正房地產市場的制度扭曲。一是增加城市開發中住宅用地比例，降低購房成本；二是改革戶籍制度，讓人戶分離的農民工真正實現城市化，為合理的購房需求掃除障礙。
【六策】推廣PPP，改善投資環境，政府向社會資本讓利。
通過PPP和混合所有制加強政府資本與社會資本合作，或者更準確的說，政府向社會資本讓利，是應對當前中國經濟困境的必然選擇。對中國來說，國企私有化並不現實，更現實的是通過混合所有制，而PPP其實也是混合所有制的一種重要形式。(1)厘清中央層面的PPP頂層設計與領導機制。在國務院層面建立PPP領導小組，辦公室可設在財政部或發改委。(2)完善相關法律體系，改善PPP制度環境。理清價格機制、財政承諾和預算銜接等問題，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社會資本的利益。(3)投入財政資金進行項目可行性分析。通過投入財政資金對項目進行科學的可行性分析，降低企業的參與成本，擴大項目參與主體。(4)為PPP項目投融資提供政策支持。可通過提供信貸優惠、項目收益資產證券化、發行項目收益債等方式，為PPP項目提供融資支持。
【七策】科技轉化，組建國傢級科研中心，打造產學研資本市場整體產業鏈條。
中國的R&D投入占GDP比例為2.01%，但與韓國、芬蘭等國傢接近4%的水平仍有較大差距。技術創新一方面需要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激勵，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政府的整合和支持，尤其是一些重大科研項目的短時間攻關。參考美國“重振制造業戰略”的經驗，建議在現有的中科院等國傢級科研單位、高等院校基礎之上，組建獨立的國傢級科研創新中心。(1)資金來源：采取政府出資和市場籌資相結合，一開始可以是政府完全出資，後續可以逐步遞減。(2)管理方式：政府和市場建立聯合領導委員會，采取市場化管理模式。(3)結合各地稟賦和技術優勢進行佈局。
【八策】守住底線，打破剛兌清理不良，傳遞風險信號頂住壓力倒逼改革。
貨幣政策失效的癥結出在商業銀行惜貸，商業銀行惜貸的癥結出在不良資產。現在的商業銀行體系就像一個得瞭癌癥的病人(不良資產就是他的癌細胞)。醫生目前開出的藥方是嚴控癌細胞擴散(監管層嚴控不良資產，考核不良資產率)，病人(商業銀行)也出於恐慌少吃一切可能致癌的物質(惜貸情緒嚴重)。這種方法看上去無可厚非，但實際上這種方法僅能用來預防，現在癌細胞已經產生的情況下，反而會加速病人體質的惡化，形成惡性循環。建議：(1)監管層和銀行管理層提高風險容忍度，發揮逆周期調控的作用，不要順周期強化銀行的惜貸情緒。(2)加大壞賬沖銷的力度，提高速度。(3)組建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剝離有毒資產，借鑒美國重組信托公司RTC和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經驗。(4)通過多種方式補充銀行資本金，比如央行[微博]降準，讓商業銀行認購特別國債，然後補充資本金，或者由銀行發行優先股。(5)加快不良資產的資產證券化(NPAS)。
經濟下行已經無法支撐剛性兌付，弊端愈發凸顯：擠出效應、扭曲資金配置；異化融資需求，推高融資成本；吞噬企業利潤。韓國是打破剛性兌付最為成功和果斷的國傢，借鑒他們的經驗，建議：(1)一是抓住危機的機會，倒逼改革破局。中國錯過瞭2008年的機會，不能再錯過2015。(2)抓住典型殺一儆百，讓大而不倒的企業倒下去。韓國曾經拿第二大財閥大宇集團開刀，中國也可以找一兩個巨頭做典型。(3)建立配套的社會安全墊，防止次生社會危機，比如存款保險制度。(4)加快破產企業兼並重組，既要“破”又要“立”。
【九策】制定規則，主動二次開放，強化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
新常態下的第二次開放必須要有不同於第一次開放的新思路。過去對外戰略的重點是“韜光養晦”，被動接受規則，現在的重點要轉向“有所作為”，主動改變規則。從歷史上看，一旦一個經濟體躋身到全球前幾位，從被動開放到主動開放都是必然選擇：(1)主動改造多邊貿易制度。一方面加快與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傢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自貿區建設(FTA)，比如中國與日本韓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另一方面加快推進多邊貿易協定和貿易區建設，比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2)主動改造多邊金融機構。中國現在也需要自己的金融陣地，必須推動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一是加快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微博]的投票權改革，改革美國的一票否決權。二是加快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傢銀行、上合組織銀行等國際投融資平臺的建設。
【十策】活躍思想，廣開言路鼓勵建言，激活思想市場凝聚社會共識。
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成功的政府都必定會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百花齊放、百傢爭鳴，是經濟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過去是瑯琊閣裡的麒麟才子為君主提供錦囊妙計，現在也應該有智庫的專傢學者為政府獻言獻策。中國不僅需要“江左盟主”，更需要很多個“瑯琊閣”，出現一批“麒麟才子”。(1)提高官方智庫的包容性，打破部委利益的藩籬，打破行政編制的束縛；(2)大力發展民間智庫，對民間智庫進行稅收和人才政策的支持。
【正文】
一、激勵官員，重建激勵相容機制，推進國傢治理現代化。
貨幣政策放瞭貨幣卻轉化不成信貸，問題出在銀行不作為，而財政政策放瞭項目轉化不成投資，問題出在“官員”不作為，這裡的官員包括廣義的政府、國企和事業單位人員。傳統的“激勵相容”機制弱化甚至消失，原有的政府治理體系和官場規則發生變化，以“地方政府錦標賽”為核心的經濟運行機制被打破。
目前很多地方基建投資雷聲大、雨點小不是因為缺資金、缺項目，而是項目和資金都到位瞭，沒有人積極的去“花”。當然，根本問題不是出在反腐本身，而是與反腐配套的制度設計和激勵機制尚未完全建立。打個比方，就像一場比賽淘汰瞭不會飛的105勞工貸款項信貸年息鳥，但卻沒有把鳥放出籠子，結果是鳥依然不會飛。下一步應該通過配套改革，把飛鳥的潛力真正釋放出來。
(1)改革公務員薪酬和人事制度。高薪雖不一定養廉，低薪也不一定養懶，關鍵是讓薪酬和人事浮動起來。首先，薪酬與工作績效掛鉤，而不是論資排輩。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評估，新加坡是全球政府效率最高的國傢(卡塔爾排名第一，但其體制特殊不具有參考性)。很多人說新加坡政府效率高是因為高薪，但其實不是，關鍵還是新加坡推行的“Meritocracy”(任人唯賢)制度，也就是把公務員的薪酬和晉升與工作績效掛鉤，而不是年資。為瞭考核公務員的績效，新加坡政府甚至引入瞭殼牌公司的HAIR評估體系，值得借鑒。其次，薪酬與客觀的購買力掛鉤，保持合理的相對工資水平。同樣的薪酬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購買力完全不同，應及時根據通脹、平均收入水平的變化做出調整。第三，打破鐵飯碗，怠政者能下，勤政者才能上。
(2)改革國有企業薪酬管理制度。國企改革的方向雖不是私有化，但必須市場化，。尤其是在雇員的薪酬管理方面，應該盡可能的市場化，這和國有資產流失沒有關系。現在的高管限薪略顯簡單粗暴，有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感覺。結果很可能是打擊瞭人才的積極性，增強瞭庸才的懶惰性。改革的思路應該是交給市場決定，如果一定要管，最好是不管上限，管下限。
(3)改革事業單位薪酬管理制度。事業單位的角色介於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之間，在各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中並沒有可以參考的樣本。下一步要分類，一部分公益性較強、不適合按市場機制來運行的事業單位可以向政府機關靠攏，參照公職人員，但另一部分可以用市場機制來運作的事業單位可以逐步改制為企業，按市場化規則來進行管理。
(4)調整央地財政關系激發地方政府積極性。伴隨著經濟調整的陣痛，1994年分稅制改革導致的制度性矛盾也越來越激化。一是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分稅制將財權向中央集中，同時中央又利用其行政優勢將教育、醫療等本應由中央政府承擔更多的事權向地方轉移，加重瞭地方負擔。二是容易引發負向激勵。如營業稅為地方稅種，企業無論盈虧與否隻要在經營，地方政府都能征收營業稅，地方政府有激勵降低準入門檻吸引投資、提高退出標準維持企業經營。地方政府幹預也是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去產能進程緩慢的原因之一。三是財政資金投放不暢。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可分為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專項轉移支付隻能按特定用途使用，2013年專項轉移支付占地方財政收入的27%。當由於項目變更等使得專項轉移支付無法按原定用途使用時，便造成財政資金存積。2013年審計署重點審計的9個本級和9個市級財政存量資金共計7653億元，有26.74%的資金已無法按原有用途被迫限制。
下一步必須通過財稅改革理順央地關系，為地方政府增收減負，提高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一是適度擴大地方政府對現有財政資金的支配權。擴大向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提高一般轉移支付比例，使地方政府有更大權限支配財政資金。二是適度提高地方財政收入比例。一方面新增地方稅種，比如房地產稅；另一方面適當擴大共享稅中地方財政分享比例。
二、放松管制，大幅降低服務業門檻，以市場力量突破供給瓶頸。
服務業是未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的雙重穩定器。(1)拉動增長，穩定經濟。2013年以來，中國的服務業占比已經超過第二產業，今年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更是接近60%，創歷史新高。但目前中國服務業占比還不到50%，而從成熟經濟體的經驗來看，這一比例均在70%以上。(2)拉動就業，穩定社會。國傢統計局根據近兩年數據測算得出，第三產業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創造約100萬個就業崗位，比工業多50萬左右。
服務業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教育與醫療三駕馬車，而他們的發展瓶頸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不足，下一步必須通過供給端的開放來解決：
(1)金融業開放。以銀行業為例，中國已經完成利率市場化，其目的是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但這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銀行業要足夠開放，供給要足夠重組。如果銀行業依然供給不足，那麼融資人在面對銀行時依然沒有議價能力，利率管制的放開反而會推高融資成本，違背改革的初衷，因此必須降低準入門檻。
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的韓國提供瞭有益的經驗。一是資本市場向外國投資者擴大開放，保障外國投資者投資股票的收益匯往國外權限，擴大外國投資者股票投資限額，完全開放瞭國債、公債、特殊債、短期公司債券等債券市場。二是放松外資對金融體系的持股比例，2003年9月外資銀行控股率達到30%，外國投資者已成為眾多韓國商業銀行的主要股東。三是《資本市場法》允許混業經營，擴大金融企業的業務范圍，通過擴大參與主體促進競爭。
(2)教育良性市場化。同金融業一樣，我國教育由政府主導，財政對公立學校提供補貼。私立教育機構經營業績與其教學質量直接相關，市場機制使得教職工有激勵提高教學質量。而公立學校教職工未能獲得市場化的收入，缺乏有效激勵機制。放松教育行業準入門檻，促進行業競爭，在提高教學質量的同時還能減輕財政負擔。
上世紀80年代美國掀起瞭一輪教育市場化浪潮。一是成立特許學校，特許學校擁有充分的自治權與辦學權，通過學校內部改革實現瞭有限的市場化。二是實行學券制，學生可以用學券支付任何政府所承認學校的學費與其他教育費用，促進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之間的競爭。三是發展民營教育集團，如成立於1992年的美國愛迪生公司1998年上市，成為美國最大的教育集團之一。
(3)醫療增量民營化。發展民營醫院，地方政府、醫院、患者和社會資本均能從中受益，一舉多得。對地方政府來說，公立醫院多為事業單位，需要大量補貼，民營醫院有助於減輕財政負擔。對社會資本來說，盡管醫院可能是非盈利的，但可以通過整合上下遊醫療設備、藥品等產業鏈，通過醫院定向采購的方式銷售設備與藥品，上遊產業鏈所獲利潤來彌補醫院經營的虧損，實現盈利。對醫院工作人員來說，醫護人員有激勵參與醫院轉制，一方面可獲得市場化收入，另一方面工作年限可不再受年齡和編制限制。對患者來說，社會資本管理與運營效率更高，可以緩解看病難的問題。
美國醫院便是“私有為主，公共為輔”，2013年私立醫院占美國醫院總數的85%，所提供醫療保障服務覆蓋全美58%的人口。市場化一直是美國醫療產業發展的方向：一是民眾對政府幹預醫療市場存有根深蒂固的戒心，政府原則上不幹預醫療市場。二是醫療保險覆蓋民營醫院，患者在民營醫院能享受到與公立醫院相同的保險額度。三是對民營醫院提供經費支持，非營利性民營醫院捐助者享受稅收減免待遇。四是民營醫院享受稅收優惠。盈利性民營醫院股東對符合條件的股息享受稅收優惠和資本利得享受稅收減免；非盈利性民營醫院具有政府承認的免稅資格，享受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
三、擴張財政，提高赤字發債減稅，從需求端解決產需不匹配。
名義上“積極的財政政策”目前還不夠“積極”，其根源在於財稅體制的束縛。財稅體制目前有兩大問題：一方面缺錢，另一方面是錢又花不出去。缺錢是因為經濟下行期財政收入大幅受限，而中央對財政赤字率容忍度較低，錢花不出去是因為中央地方之間財政關系沒捋順，地方政府自由度較低，沒有積極性去花錢。解決這兩個問題需要一方面擴大財政赤字，另一方面調整央地財政關系。
私人部門被動去杠桿的過程中公共部門應該加杠桿對沖，是所謂逆周期調節。但目前來看，積極財政一點都不積極，未來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2015年前三季度的名義GDP增速才6.6%，而財政收入的增速仍有7.6%。2014年的財政赤字率僅為2.1%，2015年的財政赤字目標雖然提高到2.3%，但仍遠低於國際警戒水平3%，也明顯低於我們在2009-2010年的水平，下一步可以繼續擴大財政赤字。
1、擴大政府發債規模
從中央政府角度說，可以增發專項國債和特別國債。不管是特別國債還是專項債，都是由中央作為加杠桿主體把閑置的資金利用起來，要麼用於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比如1998年8月向四大國有行發行瞭2700億元長期特別國債，所籌集的資金全部用於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金)，要麼直接用於公共投資(比如財政部於1998年9月面向四大行發行瞭1000億、年利率5.5%的10年期國債，專項用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急需的基礎設施投入)，是刺激寬貨幣向寬信用擴張的有效方式。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中央可以先發行專項國債，對接一些需要中央牽頭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比如交通、水利、棚戶區改造、地下管網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今年的6000億專項金融債由國開行和農發行發行、中央財政貼息，用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實際上發揮瞭專項國債的作用，可以作為一個過渡工具，繼續擴大規模。
從地方政府角度說，可以把正門開大一點，提高地方債發行額度，並做好配套制度改革。堵完歪門之後必須開正門，地方政府債券融資成本低，且不存在期限錯配問題，應當適度擴大規模，用於一些有價值的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大部分地方債用來置換存量，除瞭3.2萬億的地方置換債，2015年的地方政府債券發債額度僅有6000億，而美國一年的市政債規模接近2萬億，下一步應該放出更多的地方債用於增量項目建設。當然，配套改革必須同時推進，比如，必須提高地方政府的財政透明度，盡快編制和披露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退一步講，如果配套改革推進較慢，可以繼續由中央代發。
2、大規模減稅
大規模減稅是從收入端寬財政，相比支出端的財政刺激，減稅可以避免財政定向支出帶來的資源配置扭曲。此外，減稅和其他財政刺激一樣，可以擴張總需求：第一，減稅有助於增加勞動者的邊際收入，提高勞動者工作積極性；第二，提高資本的邊際回報率，增加企業傢固定資產投資與科研投入的意願。而勞動、資本與科研投入的增加，三者均能提高社會總產出。第三，從需求端看，減稅增加瞭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而居民部門相對於政府而言使用資金更有效率。
“裡根經濟學”應對滯脹的核心就是大規模減稅。1981年參眾兩院通過《經濟復興稅收法》，裡根總統的減稅行動開始，被稱作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減稅行動。裡根減稅行動主要包括大幅下調個人所得稅稅率、個人所得稅指數化、加速固定資產折舊。減稅刺激瞭消費和新設備投資：(1)個人消費支出對GDP的拉動率從1982年的0.86%快速上漲至1983年的3.54%；(2)1982年以來對新工廠和設備的實際投資每年增長15.4%，為二戰結束後沒有過的速度。1984年美國GNP增長率為6.8%，為1954年以來最高增速。
當前我國稅賦比重過高、稅收制度存在諸多制度性缺陷，已越來越難以適應經濟發展，亟需改革。
(1)調整個人所得稅稅率。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最高的國傢為瑞典，其最高稅率為56.6%。中國最高稅率為45%，與美國持平但高於大多數發達國傢與新興市場，過高稅率對高收入人群形成瞭逆向激勵。《經濟復興稅收法案》將美國最高邊際稅率由70%一次性降至50%，1987年再次下調至38%，1988年又降至33%。據統計中等收入納稅人平均稅率降低瞭1/3，數百萬低收入者不再支付任何個人所得稅。
(2)提高直接稅比重，減少重復征收。間接稅不由納稅義務人實際承擔，被轉嫁至最終消費者，在轉嫁環節中易重復征收。此外由於間接稅具有累退性，過高比例的間接稅無形中加大瞭收入分配差距。盡管近年來間接稅比例有所下降，但仍處於較高位置，2013年間接稅比例為62%，高於45%的世界平均水平。未來增加直接稅比重是稅收改革的方向之一。
(3)個人所得稅指數化。現行個人所得稅稅收制度在2011年確立，通貨膨脹使得在非指數化稅收體系下，納稅人隨著名義收入的增加進入更高納稅階層，實際稅收負擔加重。國際上，主要發達國傢均實行瞭個人所得稅指數化。《經濟復興法案》對美國個人所得稅進行瞭指數化，按每年物價指數的漲幅，自動確定應納稅所得額的納稅扣除額與所適用稅率。
(4)加速固定資產折舊。新興行業尤其是高科技行業，前期固定資產投資大、回報周期長，在國內間接融資為主體的融資體系下，過長的固定資產攤銷周期增加瞭企業初期稅賦壓力，不利於企業成長。對於新興行業，應加速固定資產折舊，減輕企業稅收負擔，為企業發展創造空間。美國《經濟復興法案》采用瞭實行折舊補貼的“加速成本回收制度”(ACRS)快速攤銷成本，確定的折舊期分別為3年、5年、10年與15年，是美國歷史上折舊年限最短的折舊方法，如廠房建築折舊期由32-42年縮短為10-15年，機器設備折舊期由5-15年縮短至5年，汽車折舊期縮短為僅3年。
(5)分類稅制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轉變。現行稅收制度將收入按來源不同分11類，並按相應的扣減額與稅率計征個人所得稅，加劇瞭收入分配差距。未來稅制改革方向應對部分所得項目實行綜合計稅，並將納稅人的按揭貸款、贍養撫養等傢庭負擔計入抵扣因素。
四、壓縮過剩，加快企業重組並購，從供給端解決產需不匹配。
經濟危機的實質是“過剩”，表現為產需不匹配。不解決產能過剩，就不可能走出危機。去產能我們喊瞭多年，但從宏微觀的指標來看，傳統產業的去產能還遠遠沒有完成，甚至說還沒有完全開始。最明顯的指標是工業品價格。PPI已經連續43個月負增長，遠遠超過瞭上一輪去產能周期的31個月。曾經5000多元/噸的螺紋鋼現在跌到不到2000塊，平均一斤還不到1塊錢，真正的白菜價。如果看不到PPI觸底轉正，如果鋼鐵還在當白菜賣，就說明去產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經濟不可能徹底走出危機。
很多決策者對去產能聞之色變，認為去產能就是“破”，意味著砸機器、倒牛奶，社會動蕩，但事實上，去產能也是“立”，通過並購重組，可以有效緩解去產能的陣痛，同時重塑企業活力。相比砸機器倒牛奶的暴力去產能，這種方式對當下的中國更為適用。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困境，政府可以從以下幾點尋求新突破：
(1)推動大巨頭整合重組，可以從央企整合開始。從美日韓等國的經驗來看，化解產能過剩的過程一定伴隨著行業寡頭的整合和超級巨頭的誕生，要麼大並大，要麼大吞小，這有助於避免惡意競爭以及產量決定上的囚徒困境。以產能過剩最為嚴重的鋼鐵行業為例，日本第二大和第三大鋼鐵公司日本鋼管公司(NKK)和川崎制鐵公司於2002年合並組建JFE控股公司，將前四大鋼鐵企業的產量占比提高到75%。韓國前三大鋼鐵公司集中度接近90%，其中浦項制鐵一傢就超過60%。美國最大的美國鋼鐵公司(USS)由卡內基和聯合鋼鐵等十幾傢公司合並而成，曾占據60%以上的產量。
(2)降低並購重組的制度交易成本。一是監管機構放權，使並購重組更多由市場因素決定而非行政審批。二是明晰各監管機構權限，避免多方重復監管增加並購相關重組企業成本。三是簡化相關法律流程與環節，降低並購重組的時間成本。
(3)發揮金融體系尤其是資本市場的力量。一是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使企業能夠獲得較低成本的資金參與兼並重組。二是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定價功能，並購交易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估值，而如果被並購的目標企業已經上市，那麼市場自然會給出公允的定價。三是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監督功能，信息披露制度使並購交易相對公開陽光化。
(4)實施過渡期保護，為並購重組贏得時間。在企業並購到形成新的贏利點之前，可以由政府實行一定的產業保護。2001年6月美國政府開始對鋼鐵行業實施保護，為行業提供喘息之機。一是努力化解全球過剩產能；二是努力消除市場不公正現象；三是按照1974年的貿易法第201條條款對實施保護調整，並最終於2002年3月開始對部分進口鋼材實施為期3年的關稅配額保護。
五、穩定房市，組織中國版住房銀行，盤活存量惠民生去庫存。
房地產既不應該被神聖化，也不應該被妖魔化。短期來看，穩定房地產市場是避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必要條件，房地產不穩，則中國經濟不穩。中長期來看，中國雖然已經迎來勞動力人口和婚齡人口的拐點，但城鎮化的進程還遠遠沒有走完。有人拿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和1990年的日本以及2007年的美國相比，但中國目前城鎮化率隻有55%，與日美當時70%和80%的城鎮化率還有很大差距，中國的房地產還有很大空間，簡單來說，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滿足基本的住房需求。
對政府來說，房地產既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民生問題，必須想辦法對合理的住房需求進行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貸融資支持。大蕭條時期胡佛政府為瞭穩定住房市場，成立聯邦住房貸款銀行系統、設立破產救助機構和聯邦住房管理局、成立房利美等住房金融機構，有效緩解瞭房地產市場的下行壓力，最終實現瞭房地產軟著陸。借鑒國際經驗，中國應該著力從以下幾個方面穩定房地產市場：
(1)盡快成立中國版住房銀行。過去兩年中國政府采取瞭一系列穩定房地產的措施，但從數據來看，增長最快的是高端住房，真正的剛需住房並沒有明顯改善。核心原因是商業銀行在目前負債成本高、負債期限短的情況下不願意做低收益、長期限的房貸，房貸利率相對年輕的剛需人群來說還是偏高，額度還是偏低。理論上，低成本的公積金貸款是對商業銀行房貸的一個有力補充，但受額度和貸款條件等的影響，並沒有完全發揮作用。比如，北京的公積金貸款額度最高120萬，即便是首套房，也隻能對應160萬的房子，這在北京基本沒有，所以公積金貸款很多時候是虛設。這不能怪公積金中心，更不能怪商業銀行，根本問題在於我們沒有專門的住宅金融機構。下一步可借鑒美國的兩房模式，成立中國版住房銀行，通過購買商業銀行的房地產抵押貸款，盤活信貸資產存量，改善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提高其放貸意願。
(2)改變保障房供應模式，購買存量，加快商品房庫存消化。當前全國商品房庫存處於歷史高位，在建+待售面積超過60億平米，按照33平米的人均居住面積，透支瞭接近2億人口的需求。穩定住房市場的首要任務是加快存量商品房庫存消化，如政府購買商品房轉為廉租房或自住性商品房、限制房地產高庫存地區新項目審批等。1937年美國通過首個住房法案，聯邦政府資助公共住房，以解決低收入階層住房短缺和改善居住條件的問題。公共住房計劃一直持續到60年代，有效刺激瞭美國住房需求。
(3)矯正房地產市場的制度扭曲。一是增加城市開發中住宅用地比例，降低購房成本，穩定需求。中國高房價收入比，與城市限制住宅用地供給比例，把過多的土地浪費於工業用地有直接關系。二是改革戶籍制度，讓人戶分離的農民工真正實現城市化，為合理的購房需求掃除障礙。
六、推廣PPP，改善投資環境，政府向社會資本讓利。
通過PPP和混合所有制加強政府資本與社會資本合作，或者更準確的說，政府向社會資本讓利，是應對當前中國經濟困境的必然選擇。(1)解決政府資金不足的問題，應對經濟下行尤其是房地產下行背景下的財政收入和土地出讓收入下滑。(2)解決政府主導項目和服務的低效問題，政府直接提供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與私營部門提供相比在成本控制、生產效率和服務意識等方面均有差距，借助社會資本的參與，可以提高公共建設和服務的效率。(3)解決私人部門投資渠道匱乏的問題，傳統產業衰退，無風險利率下行，實體經濟進入資產荒，PPP和國有企業的股權可以提供一個新的投資渠道，而且適合長期資金。
對中國來說，國企私有化並不現實，更現實的是通過混合所有制，而PPP其實也是混合所有制的一種重要形式。2014年43號文頒佈後，各級政府大力推廣PPP模式，全國共計推出瞭3.4萬億的PPP項目，但到目前為止所推出項目簽約率仍不足三成。為改變這種情況，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厘清中央層面的PPP頂層設計與領導機制。PPP作為一項新興事物，必須明確頂層設計。從中央來看，現在發改委和財政部都出臺瞭PPP相關文件和示范項目，兩個機構之間的權責劃分並不明確。從英國、澳大利亞、韓國觀音房屋汽車貸款雲林汽車貸款房貸等PPP較為成熟的國傢來看，都有國傢層面的PPP中心，而這個中心大部分設置在財政部，也有一部分獨立於財政部之外，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建議還是由國務院設立能統籌所有PPP相關工作的領導小組，辦公室可以設在財政部或發改委，與PPP工作相關的部委接受其統一指導。
(2)完善相關法律體系，改善PPP制度環境。PPP推廣工作進展緩慢，很大程度上源於社會資本對政府信用等PPP項目的潛在風險心存戒備，觀望情緒嚴重。2011年亞洲開發銀行一份PPP制度環境成熟度的評估報告中，中國得分49.8分，與PPP應用成熟的國傢，如澳大利亞(92.3分)和英國(89.7分)差距很大。為推進PPP發揮其巨大的潛力，需要改善PPP制度環境，理清價格機制、財政承諾和預算銜接等問題，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社會資本的利益。
(3)投入財政資金進行項目可行性分析。PPP項目涉及融資結構設計、項目過程糾紛處理、豁免移交以及項目結束後與政府交接等工作，具體操作非常復雜，在決定是否參與前通常需要請專業咨詢機構做科學的可行性分析。根據國外經驗咨詢成本通常占項目總投入的1%-2%左右，而PPP項目動輒數億甚至幾十億，尚未參與即需支付高額的咨詢費用，使得部分企業對PPP項目望而卻步。可通過投入財政資金對項目進行科學的可行性分析，降低企業的參與成本，擴大項目參與主體。
(4)為PPP項目投融資提供政策支持。由於PPP的公共服務屬性，社會資本隻能從投資中得到合理而非超額的收益，通常收益率在8%—10%，與較高的融資成本相比，PPP項目對社會資本而言吸引力不夠。可通過提供信貸優惠、項目收益資產證券化、發行項目收益債等方式，為PPP項目提供融資支持。英國在推廣PPP工作中，成立瞭養老金投資平臺、提出英國擔保計劃和臨時合作貸款、為英國保險協會成員參與PPP模式提供便利等方式向PPP項目提供資金支持。
七、科技轉化，組建國際級科研中心，打造產學研資本市場整體產業鏈條。
從要素投入驅動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轉型，最關鍵的動力一定是來自技術創新。盡管近年來中國科研投入持續增長，但與發達國傢相比，中國科研投入仍需加強，使得組建獨立的、國傢級的科研中心有必要且有餘地。根據《2013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公報》，2013年全社會研究與實驗發展經費為1.18萬億，首次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科研投入國，R&D投入占GDP比例為2.01%，但與韓國、芬蘭等國傢接近4%的水平仍有較大差距。
技術創新一方面需要資本市場的市場化激勵，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政府的整合和支持，尤其是一些重大科研項目的短時間攻關。近幾年最火熱的3D打印等技術之所以誕生在美國，不隻是因為美國有發達的市場經濟，更是因為美國政府在這方面下瞭大力氣。2012年3月美國提出“國傢制造創新網絡計劃”(NNMI)，NNMI是一項旨在解決美國制造業創新和產業化的相關問題的大型項目。2014年美國財政預算給予該項目10億美元支持。其主要模式是組建各領域的“國傢制造業創新研究中心”(National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簡稱IMI)。目前美國聯邦政府的目標是建立超過15個IMI研究所，從而建立起一個健全的國傢創新生態系統，推動新技術從基礎研究過渡到制造應用。
美國“重振制造業戰略”為中國正在實施的“制造業2025”提供瞭以下啟示：
(1)組建獨立的國傢級科研中心。美國的這些15個創新中心全部由政府新出資建立，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國傢級中心，機制更為靈活，充分整合瞭企業、政府和科研機構的資源。中國現有還是主要借助科研院所和大學，但這些機構都是事業單位，機制僵化，不適宜創新。下一步應在現有的中科院等國傢級科研單位、高等院校之上，組建獨立的國傢級科研中心，賦予其充分靈活的機制和政策，通過稅收、簽證等制度的優惠條件，充分聚集國內外的優秀人才和企業資源，實現產學研一體化。
(2)采取政府出資和市場籌資相結合。美國的這些創新中心一開始是完全政府出資，但政府支持不是長久之計，政府資金支持采取逐年遞減的方式，並且規定5到7年後，這些中心完全依靠自籌資金運行。他們的資金來源可以包括研究機構、研究機構的成員、各級政府、私企和個人捐助等，招募資金的方式可以多樣化，如會員費、服務活動費、知識產權版稅、聯合研究合同或按成果比例分成合同等。
(3)管理上也采取政府和市場相結合，設立聯合領導委員會。美國的創新中心內部的領導是由經過國傢專傢委員會篩選的美國本土的、獨立的、非營利機構，負責組織研究、人力分配和基礎設施佈局。同時，15個創新中心將通過一個由政府、科研機構和企業人士組成的領導委員會聯合起來，共享基礎設施，互通技術有無，以降低技術推廣和應用的風險。
(4)結合各地資源稟賦和技術優勢合理佈局。成立科研中心，最終還是為滿足生產生活需求，因此科研中心要合理佈局，與所在地的資源稟賦和技術優勢匹配，以更好服務於生產與生活。美國目前的9個創新中心分佈在不同州，與所在州的產業領域技術聯動性很強。
(5)對現有的科研機構進行制度改進，促進產、學、研一體化。很多科研院所還屬於事業單位，薪酬和編制上都很僵化，嚴重束縛瞭其創新能力。下一步我們必須加快科研院所改制的步伐，通過資產證券化、混合所有制等模式，做好人才激勵和市場化管理，激發創新潛力。
八、守住底線，打破剛兌清理不良，傳遞風險信號頂住壓力倒逼改革。
1. 大膽清理不良資產，激活商業銀行體系
貨幣政策失效的癥結出在商業銀行惜貸，商業銀行惜貸的癥結出在不良資產。現在的商業銀行體系就像一個得瞭癌癥的病人(不良資產就是他的癌細胞)。醫生目前開出的藥方是嚴控癌細胞擴散(監管層嚴控不良資產，考核不良資產率)，病人(商業銀行)也出於恐慌少吃一切可能致癌的物質(對大部分貸款都慎之又慎，惜貸情緒嚴重)。這種方法看上去無可厚非，但實際上這種方法僅能用來預防，現在癌細胞已經產生的情況下(實際的不良資產遠高於爆出的水平)，反而會加速病人體質的惡化(惜貸導致經濟更差，經濟差導致銀行資產質量進一步惡化)，形成惡性循環。
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的最佳方法是果斷切除癌細胞，即大膽清理不良資產，拖延的時間越長，癌細胞擴散的范圍越大，最後治愈的難度就越大。2008年美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和90年代末朱鎔基總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之所以成功，都是因為果斷切除瞭癌細胞。
(1)不管是監管層，還是銀行管理層，都應該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允許金融風險的有序釋放，而不是順周期，強化銀行的惜貸情緒。病已經得瞭(實體經濟導致銀行資產質量惡化)，就不可能不擴散(不良率有攀升壓力)，醫生要客觀看待和容忍癌細胞的擴散(監管層應放松不良率的考核)，強化底線思維，避免系統性風險，免得讓病人過度驚慌，因噎廢食(惜貸)。
從政府監管層來說，應適度放松不良率等監管指標的考核。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達到30%(實際應該在35-45%)，而現在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隻有1.5%，銀行業金融機構也隻有1.8%，甚至遠低於國際上5%的警戒線。這並不能說明沒有風險，反而是說明我們在躲避風險，掩蓋癌細胞的真相。
從銀行管理層來說，應適當處理對雇員的歷史問題考核，大環境造成的資產質量問題不能完全壓在一個客戶經理身上。
(2)加大沖銷壞賬的力度和速度。沖銷壞賬相當於切掉癌細胞，從頭再來。沖銷需要充足的撥備，現在銀行的整體撥備水平雖然有所下降，但還有200%左右的水平，有相當的空間。1997年至2000年間，四大國有商業依法共沖銷1700億元呆賬與壞賬。參考當時的經驗，一是對破產的企業壞賬要盡快沖銷，二是對於和優良企業兼並的企業未付利息部分可作為壞賬沖銷，為企業的再生創造條件。
(3)組建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剝離有毒資產。沖銷壞賬在實際操作中流程復雜，需要時間，最直接的方式還是通過資產管理公司直接把不良資產切走。美國在1989年曾建立“重組信托公司”(RTC)來處置儲貸機構危機。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政府仿照RTC經驗成立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專門處理四大國有行的不良資產，並實行將債權轉換為股權。四大資產公司在1999年和2003-2005年兩次大規模剝離政策性債務和不良貸款，共剝離債務2.58萬億元，給銀行甩瞭大包袱，貸款意願逐步回升。
當前形勢下，除瞭繼續發揮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作用，必須做大地方版AMC規模和業務范圍。目前已有15傢地方版“壞賬銀行”，但業務都集中在所在省市的不良資產收購與批量轉讓。應加快地方版AMC的擴容，爭取各省市均有地方版AMC，並擴大業務領域。
(4)通過多種手段補充銀行資本金。切除癌細胞一定會導致供血不足(資本金缺口)，必須及時補充血液(資本金)。一種方法是借央行和政府的錢來補。央行雖然不能直接給資本金，但是可以繞路。比如1990年代末央行連續大幅降準，大型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在維持10年的13%後，在1998年大幅下調至8%。然後四大行用降準所釋放資金購買瞭2700億元特別國債，財政部用此資金向四大行註資，使其資本充足率從5.86%上升到接近8%，以滿足國際清算銀行8%的規定。另一種方法是借市場的錢來補。現在市場其實也不缺錢，銀行可以通過發行債券、優先股的方式向市場籌資。
(5)加快不良資產的資產證券化(NPAS)。通過打包分層等合理的結構化產品設計，把高風險的不良資產盤活變現。美國RTC在上世紀80年代曾成功通過N系列計劃盤活不良資產，後來各國紛紛效仿，主要是通過立法規范、調整會計和稅收準則等方式支持不良資產的資產證券化。
2. 徹底打破剛性兌付，走出債務黑洞。
經濟繁榮期，各國政府往往會通過信用擔保扶持本國產業，但隨著經濟進入低迷期，政府信用擔保的弊端愈發凸顯：(1)產生擠出效應，扭曲資金配置。比如，銀行寧願把貸款放給低效的國企，也不放給有前景的私企。(2)催生龐氏融資，推高融資成本。龐氏融資需求導致資金需求異化，資金成本居高不下，反過來又會擴大債務雪球。(3)吞噬企業利潤，加劇金融風險。融資成本高企損害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又反過來倒逼政府通過信用擔保擴張需求，債務雪球越滾越大。(4)無風險率高企壓抑股權等風險資產表現，不利於發展直接融資和經濟轉型。
打破剛性兌付觸動瞭既得利益，推進起來困難重重。在這方面，韓國曾經有過成功的經驗，有以下幾點值得借鑒：
一是抓住危機的機會，倒逼改革破局。韓國60年代開始信用擔保，其惡劣影響到70年代就已經暴露無遺，但在歌舞升平的時代，改革無人推動。直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內外交困的局面大大降低瞭改革的機會成本，也加強瞭改革的呼聲，金大中總統借機臨門一腳，最終完成驚險的一躍。中國已經錯過瞭2008年危機的機會，但美聯儲加息背景下的新一輪新興市場危機才剛剛開始，我們不能再錯過這一次機會。
二是抓住典型殺一儆百，讓大而不倒的企業倒下去。打破剛性兌付的目的不是讓很多企業倒閉，而是表明政府的立場，要表明這種立場，就必須拿典型開刀，殺一儆百。金大中總統當時拿韓國第二大財閥大宇集團開刀。大宇在當時有9360傢合作企業，涉及雇員50多萬人，被普遍認為“大而不倒”，因此即使在1998年瀕臨破產之際，大宇集團發行的17萬億韓元公司債和中票仍被投資者搶購。但金大中總統的決心遠超市場預期，1998年大宇集團無力償還800億美元的到期債務，政府並未提供信貸支持，大宇王朝終於在當年9月坍塌。
三是建立配套的社會安全墊，防止次生社會危機。比如在危機後銀行壞賬率一定會飆升，甚至有銀行倒閉，為瞭避免對老百姓儲戶的沖擊，韓國在危機後引入存款保險制度，保護瞭儲戶利益，為實現破除政府信用擔保創造瞭條件。
九、制定規則，主動二次開放，強化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
新常態之下，要想實現“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全面擴大開放”。新常態下的第二次開放必須要有不同於第一次開放的新思路。過去對外戰略的重點是“韜光養晦”，被動接受規則，現在的重點要轉向“有所作為”，主動改變規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提到涉外經濟體制改革時，首次提出“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背後的含義其實是從規則的“接受者”變成規則的“改變者”(game changer)。
一是主動改造多邊貿易制度。加入WTO[微博]曾在國內引發爭議，但事實證明，正是WTO帶來的全球化紅利讓中國迅速崛起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經濟體。為瞭改變這種局面，歐美等發達國傢正在加快推進以TPP+TTIP為代表的新規則。歷史上，為瞭應對二戰後由於國防支出放緩導致的經濟下行壓力，美國積極推動促成瞭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的成立。中國在這方面也不能坐以待斃。一方面加快與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傢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自貿區建設(FTA)，比如中國與瑞士、新西蘭和韓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另一方面加快推進多邊貿易協定和貿易區建設，比如中國-東盟自貿區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
二是主動改造多邊金融機構。目前全球金融體系仍然是二戰之後由美歐日主導建立的舊體系，與當前的全球經濟格局不匹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嚴重缺失。金融危機之前，中國在世界銀行、IMF[微博]等多邊機構中的投票權甚至不到4%，同時，在世行的投票權也從隻有4.42%，成為第三大股東國。中國這種邊緣地位明顯與其經濟地位不相匹配。中國現在也需要自己的金融陣地，必須推動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一是加快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的投票權改革，改革美國的一票否決權。二是加快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傢銀行、上合組織銀行等國際投融資平臺的建設。
十、活躍思想，廣開言路鼓勵建車貸彰化員林車貸言，激活思想市場凝聚社會共識。
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成功的政府都必定會廣開言路，集思廣益。百花齊放、百傢爭鳴，是經濟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過去是瑯琊閣裡的麒麟才子為君主提供錦囊妙計，現在也應該有智庫的專傢學者為政府獻言獻策。中國不僅需要“江左盟主”，更需要很多個“瑯琊閣”，出現一批“麒麟才子”。
中國的智庫建設任重道遠。根據《全球智庫報告2014》，2014年中國有智庫429傢，而美國則高達1830傢。全球頂級智庫前150名中，僅有7傢中國智庫入圍，排名最高的中國社科院位列全球27名。在全球前10名的智庫中，美國獨占8席。
(1)提高官方智庫的包容性。國際前十名的智庫隻有兩傢有官方背景。但中國目前的智庫仍以官方智庫為主。官方智庫有其局限性：第一，政府對其提供全額撥款，在工作中容易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宣傳政府政策作為主要任務，而難以提供具有前瞻性與時效性的研究成果。第二，根據掛靠機構的不同，往往代表不同部門的利益，有屁股決定腦袋之嫌。西方的官方智庫則大多相對獨立於其他政府機構，以承擔政府委托的研究課題為主要模式，更容易做出獨立的前瞻性思考，如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在二站結束不久發表的報告《論蘇聯行為的根源》，幫助美國政府確立瞭此後近40餘年遏制蘇聯戰略的基礎。因此，官方智庫應當做出兩點改變：第一，充分調動民間的研究力量，增強研究的包容性和多元性。第二，盡量獨立於各個部委之外，不要牽涉部委利益。
(2)發展壯大民間智庫。我國智庫體系由官方智庫主導，民間智庫建設落後，而美國的頂級智庫基本全是民間智庫，排名第一的美國佈魯金斯學會、排名第三的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均為民間智庫。與官方智庫相比，民間智庫在接受官方委托課題時更易於保持客觀公正，所研究課題也更接近微觀企業的生產與經營，因此中國亟需發展壯大民間智庫。一是將智庫納入創新類企業，享受優惠稅收等政策。二是打破智庫工作的玻璃門，推動政府政策咨詢與民間智庫合作，激活思想市場，讓思想引領中國前行。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1028/220823610172.shtml
留言列表
